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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春季，以志愿軍為主力的中朝軍隊同以美軍為首的“聯合國軍”，在三八線附近反復拉鋸，雙方攻勢此起彼落、此消彼長，到5、6月間，隨著志愿軍第五次戰(zhàn)役結束，雙方在戰(zhàn)場上形成了勢均力敵的相持局面。

在這種形勢下，如何將戰(zhàn)爭進行下去，或者，如何將戰(zhàn)爭停止下來，便成為雙方決策者所要面對并亟待加以解決的重大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最先實行方針調整的是美國方面，當時，還因此在美國朝野引發(fā)了一場有關朝鮮戰(zhàn)爭政策的大辯論。

1、美國何以打不動了？

美國自大規(guī)模出兵入朝實行軍事干預，到將戰(zhàn)線穩(wěn)定在三八線南北地區(qū)，前前后后耗費了近一年時間，并為此付出了相當大的傷亡代價和物資損耗。

據美國官方戰(zhàn)史記載，截至1951年7月10日，以美軍為首的“聯合國軍”損失接近294000人，其中，美軍損失約77000人，韓軍損失約212500人，“聯合國軍”其他國家部隊損失約4500人。

該戰(zhàn)史寫道：

迄今為止，第8集團軍創(chuàng)造了美軍遭受傷亡的最高紀錄：11327人陣亡；42925人受傷，其中1075人傷后死亡；6088人被俘，最終有2583人在被俘期間死亡；3979人在作戰(zhàn)中失蹤，其中3323人或是根據直接證據，或是根據1942年《失蹤人員法》的規(guī)定宣告死亡。

因此，第8集團軍在戰(zhàn)爭第一年的傷亡總數為64319人，其中死亡人數高達18318人。

而按中朝方面統計，在戰(zhàn)爭頭一年，美軍傷亡數字更高，達8.8萬余人。這個數字，幾近美軍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全部傷亡人數的二分之一。

更為重要的是，朝鮮戰(zhàn)爭對于美國的損害，還不僅僅在于慘重的人員傷亡，而在于它對美國全球戰(zhàn)略造成的方向性、結構性擾亂和沖擊。

冷戰(zhàn)一開始，美國就將全球戰(zhàn)略重點鎖定為歐洲，將歐洲的安全作為它的核心關注。

但是，由于出動大批軍隊到朝鮮去打仗，造成了美國實際的軍事部署和軍事行動重點向遠東偏移，與其全球戰(zhàn)略目標和戰(zhàn)略重點發(fā)生了嚴重脫節(jié)與錯位。

朝鮮戰(zhàn)場吸引了美國陸軍總兵力的三分之一、空軍總兵力的五分之一和海軍總兵力的二分之一，英、法等西歐盟國的力量也因此受到牽累，而所有這些力量本來是用在對美歐來說戰(zhàn)略價值更高的地方。

美國在朝鮮戰(zhàn)場平均1個月的物資消耗量即達85萬噸，相當于給作為歐洲防務支柱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一年半的物資總和。

如果戰(zhàn)爭在朝鮮半島無休止地打下去，對美國全球戰(zhàn)略帶來的負面影響會更大，其結果，不僅將大大銷蝕美國的軍事、經濟實力，而且會束縛住它的手腳，使它無法形成與其最大的戰(zhàn)略利益需求相匹配的軍事布局，而聽任其全球戰(zhàn)略對手蘇聯坐收漁利。

如美軍參聯會主席布萊德雷所言：

“莫斯科才是真正的敵人，而朝鮮只是莫斯科在分散我們的注意力，與中國發(fā)生戰(zhàn)爭也許是莫斯科分散我們注意力的最后一招”；“因此，我必須以審慎、保守的眼光看待朝鮮問題。我們不想派更多部隊到朝鮮，只派必要的武器裝備。多派一個步兵、一枚彈藥和一架飛機到朝鮮都意味著我們在更重要的問題上，即武裝北約以保衛(wèi)歐洲方面都會有延遲。”

美國對朝戰(zhàn)爭政策的調整，就是在這一背景下提出來的。

2、國務院和軍方的爭執(zhí)

1951年2月中旬，以美軍為首的“聯合國軍”從“麥克阿瑟總攻勢”失敗后的全面撤退中緩過勁來，在三十七度線附近站穩(wěn)了陣腳，繼而重新發(fā)起攻勢。

中朝軍隊則由攻轉防，在西線收縮到漢江北岸，在中線雖然組織實施了一次戰(zhàn)役反擊（橫城反擊戰(zhàn))，但未能打亂“聯合國軍”整個進攻部署，隨后于全線轉入運動防御。

戰(zhàn)場攻防形勢的變化，使得美國決策者從一度糾結于是否從朝鮮撤出以及何時撤出的盤算和煩惱中解脫出來，開始議論起是繼續(xù)揮師北進，還是在某個適當的陣地線上停下來，以便尋求結束戰(zhàn)爭的問題。

2月15日，國務院和參謀長聯席會議共同召開的例會討論朝鮮問題時，首次提出一個重要而敏感的話題：可以在什么樣的條件下提出停戰(zhàn)？

助理國務卿臘斯克稱：

我們的目標是在懲治敵人的同時，第一步考慮實現停火，第二步考慮達成一項協議，以恢復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前的局面。

他說：

“我們公開的立場仍是支持一個獨立統一的朝鮮，但同時我們也要準備鐵幕在三八線降下。”

與會的軍方領導人則認為，當前朝鮮戰(zhàn)場上正在進行一場“死亡較量”；現在需要考慮的，“不僅僅在于中國人愿意抵抗多久，還在于美國公眾對美國的損失能忍耐多久”。

參聯會主席布萊德雷的意見是，目前?；鸩o益處，應“在中共準備考慮一份可接受的協議前再發(fā)動一次進攻”。

陸軍參謀長柯林斯則認為，現在朝鮮的軍事行動已得到鞏固，盡管還會出現一些拉鋸戰(zhàn)：越過三八線并無多少軍事上的好處，而從現在陣地向后退一點，可能會出現更好的結果。

這次討論，反映了朝鮮戰(zhàn)爭形勢變化，特別是戰(zhàn)事逐漸趨于膠著、僵持對美國決策層產生的影響，雖然國務院與參聯會之間以及參聯會內部，最初的認識并不一致。

2月23日，國務卿艾奇遜致函國防部長馬歇爾，說明美國在朝鮮的政策目標并分析“聯合國軍”再次越過三八線的利弊。

他寫道：

無論是聯合國還是美國，都沒有義務以武力實現朝鮮統一；因此，可以考慮將恢復1950年6月25日前的局勢，作為能夠接受的最低限度。

他還認為，將作戰(zhàn)行動限制在現有陣地范圍內，比大規(guī)模北進有益得多，權衡利弊，全面越過三八線繼續(xù)北進并非上策。

艾奇遜將這封信送到國防部征求意見，爾后呈報總統。一旦獲得杜魯門批準，這封信的內容將成為給在朝美軍總司令下達軍事指示的政策基礎。

在交送國防部前，艾奇遜特地在信的末尾注明：“事關緊急，回音從速。”

馬歇爾的回復卻是：

“國防部認為，從軍事角度出發(fā)，這一草案不宜向總統呈交”，因為它“對于聯合國軍在朝的長遠軍事部署并無益處”。

他向艾奇遜轉述了參聯會如下意見：

在目前的情況下，圍繞三八線來討論“聯合國軍”行動，即便是初步決定，也為時過早，如果泄露出去則更加危險；出于政治需要，“聯合國軍”向三八線以北的行動不應被禁止，至于將最低限度目標設定為恢復1950年6月25日前的狀態(tài)，“除了從政治角度講不可接受外，就其帶來的軍事風險而言，在軍事上也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3、軍方與國務院認識的一致

根據杜魯門記述，直到3月間，國防部和國務院的認識才逐步趨于一致。

到這時，他們形成了一個共同的推斷：既然“聯合國軍”已使中國軍隊蒙受重大傷亡，并正在將其趕過三八線，那么，停止戰(zhàn)斗現在對中國來說至少跟對美國一樣有利。國務院草擬了一個表示可以與對方進行停戰(zhàn)談判的聲明稿，準備在征求有關西方盟友的意見后呈報總統，并建議總統親自宣布。

杜魯門對這件事有相當的期待，認為這個“不帶任何威脅或譴責而愿意取得和平解決的提議也許會得到良好的反應”。

沒想到的是，麥克阿瑟提前4天得知杜魯門正在精心設計開始與中國方面談判的消息，竟然搶先公開發(fā)表了一個不是尋求和談，而是“用最后通牒來威脅敵人”的聲明，完全打亂了華盛頓的既定部署。

杜魯門十分惱火，他說：

“我們的周密準備競枉費心機”，“我們?yōu)槿〉闷渌麌艺耐舛ㄈサ脑S多時間，以及許多外交家和國防領袖們的詳盡討論全都付諸流水了”。

實際上，當時反對和談的不只是麥克阿瑟，軍方高層也有很多人發(fā)出質疑的聲音。

3月27日，參聯會提出關于美國在朝鮮?；饐栴}立場的備忘錄，其中寫道：

中朝軍隊正在承受巨大損失，任何關于停火的安排，只要不損害共產黨在朝鮮的地位并能終止他們這種巨大損失，就會符合他們的利益，而對美軍卻極為不利。

備忘錄說：

“這樣的安排十有八九會妨害我軍的安全，造成我方軍事資源不必要的流失，而且對我駐朝力量的牽制不亞于一場戰(zhàn)爭。因此，從軍事角度講，這樣的停戰(zhàn)協定本身，即使是暫時的，也不是一個可接受的解決朝鮮問題的方案?！?br/>

3月底，“聯合國軍”接近三八線；4月上，又進一推進至三八線以北“堪薩斯線”附近。到了這時，美國方才開始認其考慮還要不要繼續(xù)向北推進以及推進多遠才算合適的問題，并由此引申出是不是要在某條線上實行停戰(zhàn)的討論。

4月18日，在國務院和參聯會例行碰頭會上，布萊德雷提出：

如果有任何機會以讓戰(zhàn)事平息下來，我們都應設法讓共產黨撤退以結束這場戰(zhàn)爭；但如果我們窮追不舍，他們就不會停止戰(zhàn)斗，而我們無論如何也不會追到鴨綠江邊，所以應該適可而止了。

臘斯克問：可以在何種情況下停下來？

布萊德雷回答：就我們的能力來講，現在的戰(zhàn)線（即“堪薩斯線”，從東海岸的南涯里，經華川水庫、永平川，至臨津江口)應該是最理想的。

其他軍方領導人的看法和布萊德雷相同或相似。

空軍參謀長范登堡說，空軍更傾向于在現在的戰(zhàn)線上止步，或者將這條線的右翼向元山方向再移動一些，這兩個方案都能滿足空軍展開空中攻勢所需的廣度。

陸軍參謀長柯林斯則信心滿滿地宣稱：

就按現在的部署，美軍已可以面對中共軍隊的任何挑戰(zhàn)了。

4、兩個重大情況

5月間，出現了兩個重大情況，最終為美國對朝政策及戰(zhàn)爭指導方針調整搭建了一個完整的框架，作出了更為明確的界定。

第一個情況是，5月3日至6月25日，美國國會舉行特別委員會聽證會，專題調查美國的遠東政策以及對麥克阿瑟的免職問題。

這就是著名的“麥克阿瑟聽證會”。開會期間，除麥克阿瑟外，包括國務卿、國防部長、參聯會主席、三軍參謀長在內的軍政巨頭悉數到場。這些巨頭在為杜魯門解除麥克阿瑟職務作集體辯護的同時，分別從不同角度對美國的對朝戰(zhàn)爭政策作了全方位的、具體而詳盡的闡釋和說明。

第二個情況是，5月2日至16日，國家安全委員會開會，系統檢討美國對朝戰(zhàn)爭政策，最后通過了一個關于朝鮮問題的政策備忘錄，即國家安全委員會第48/5號(NSC48/5)文件。

美國在朝鮮的政策目標及有關軍事行動的指導方針，在這個文件中得到重新定義。

“麥克阿瑟聽證會”之前，麥克阿瑟作為“歸來的英雄”，在美國各地受到空前盛大的歡迎。

蓋洛普民意測驗數據表明，69%的選民支持麥克阿瑟，而對杜魯門的支持率只有29%。

麥克阿瑟回到美國后，在舊金山，他的車隊花了2個小時才緩慢地穿過14英里長的歡呼人群；在華盛頓，這位“英雄”凱旋般穿過30萬人夾道歡迎的隊伍；至于紐約則更為夸張，當麥克阿瑟到來時，從高樓大廈的陽臺和窗口向他拋撒的各種飄帶和彩色紙屑鋪天蓋地，事后該市衛(wèi)生部門沿途清掃由此形成的垃圾，總重量竟達2859噸。

僅曼哈頓特區(qū)就有750萬人涌上街頭，向這位已被免去職務的遠東美軍總司令表示致敬。

麥克阿瑟入住的酒店，當天就收到向他致敬的書信15萬份和電報2萬件，還有大批信件“成袋地涌入”。

5、麥克阿瑟的“余威”

麥克阿瑟首先在聽證會上發(fā)言和接受質詢。

出席聽證會之前，麥克阿瑟在國會發(fā)表了一個極富煽動性的演講，美國媒體夸張地稱之為“一個精彩壯麗的演出，從虔敬之心到愛國情懷，傷感的愁情貫穿整個樂章”，有國會議員競聲稱從中聽到了“來自上帝的聲音”。

在一連三天的聽證會上，麥克阿瑟口若懸河，滔滔不絕，措辭有力，聲情并茂。他鼓吹朝鮮問題必須通過軍事手段加以徹底解決，因為“打仗的唯一目的就是取得勝利——不是曠日持久的勝敗不分。在戰(zhàn)爭中，沒有什么東西可以取代勝利”。

他指責杜魯門政府制定的“有限制地使用武力”的政策，“給軍事行動帶來了新的概念——姑息的概念”，因而是一種“破落戶”的方針。

正是由于美國實行了這個方針，朝鮮戰(zhàn)爭才成了一個“半吊子的戰(zhàn)爭”，“像拉手風琴似的，伸伸縮縮，忽上忽下”，造成“持續(xù)的無限期的流血犧牲”。

他說，他無法接受“可以發(fā)動只打到一半的戰(zhàn)爭，而不是一戰(zhàn)到底”的理念。

拿朝鮮戰(zhàn)爭來講，他只能想到有三種出路：

“要不就去追求勝利，要不就向敵人投降并以接受敵人的條件作為結局，而最糟糕的選擇是一永無止境地陷入僵局之中，贏不了也輸不掉”。

他主張：

要贏得戰(zhàn)爭，就要不惜將戰(zhàn)爭擴大到中國境內，充分發(fā)揮美國?？哲娛聝?yōu)勢，去轟炸中國本土，封鎖中國海岸，同時放縱臺灣國民黨軍隊反攻大陸（即所謂“放蔣出籠”），而無須擔心將蘇聯拖進來，因為即使蘇聯參戰(zhàn)美國也承受得了，早攤牌比晚攤牌強。

他還說，擴大朝鮮戰(zhàn)爭，不會影響美國用于歐洲的實力；歐洲的第一條防線在朝鮮，而不在德國；如果美國的歐洲盟友被蘇聯嚇倒而拖后腿的話，美國就應該“單打獨斗”。

一名國會議員向他提問：

如果美國被卷入全面戰(zhàn)爭，你如何計劃抵御而不使美國受到戰(zhàn)爭侵襲？

他說那不是他的職責，他的職責在太平洋上。

國會議員再問，你是否覺得當前美國已經做好抗御蘇聯對西歐發(fā)起進攻的準備？

他不耐煩地回答：他已多次表明，他不想被“扯進任何與自己的領域無關的話題”。

6、麥克阿瑟光環(huán)的消退

這次聽證會很快轉變成一場美國對朝戰(zhàn)爭政策的大辯論。

然而，隨著辯論的深入，麥克阿瑟頭上的光環(huán)漸漸消退。

馬歇爾、布萊德雷出現在聽證會上，他們每人用6天時間，為美國政府的對朝戰(zhàn)爭政策和杜魯門解除麥克阿瑟職務之舉辯護。

接著，陸、海、空三軍參謀長——柯林斯、范登保和謝爾曼相繼出場作證，每人各用2天時間。

最后出場的是艾奇遜，他一個人就用了整整8天。

26位參議員輪番提問，同樣的問題以各種方式重復了一遍又一遍，以致到了最后，說的人、問的人、聽的人都感到特別的乏味。

所有到會作證的軍政要員均支持解除麥克阿瑟的職務，也都反對將朝鮮戰(zhàn)爭擴大到中國境內。

他們表示，若按麥克阿瑟的主張行事，既難達到美國的目的，又要冒與蘇聯發(fā)生直接軍事沖突從而引發(fā)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的風險，因而是不可取的；從全球戰(zhàn)略利益考慮，美國只能在朝鮮打一場有限度的戰(zhàn)爭。

許多年過去了，當年這些人在國會聽證會上所作的證言早已被人們遺忘，可能只有一句話除外，那就是布萊德雷說出的那個關于“四個錯誤的戰(zhàn)爭”的名言。

對于這句話，布萊德雷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是這樣寫的：

5月15日，我第一次作證的時候，我就表示擴大與中國的戰(zhàn)爭將是一個錯誤。“坦率地說，參謀長聯席會議認為，如果采取這種戰(zhàn)略，就會使我們在錯誤的地點、錯誤的時間，與錯誤的敵人進行一場錯誤的戰(zhàn)爭?！?br/>

后來，很多粗心的讀者，把這句話當成參謀長聯席會議對朝鮮戰(zhàn)爭的評價。

布萊德雷指出的“四個錯誤”，是就將朝鮮戰(zhàn)爭無節(jié)制地擴大到中國境內而言的，并不是指朝鮮戰(zhàn)爭本身。

與杜魯門政府其他軍政巨頭一樣，布萊德雷強調美國應該在朝鮮打一場有限戰(zhàn)爭。

他反復表明：

“拒絕擴大戰(zhàn)爭以免削弱我們的全球力量，這肯定不是姑息，而是在目前情況下正確的軍事方針?！?br/>

“麥克阿瑟聽證會”前后持續(xù)了50多天，最后產生的效果是：

杜魯門的有限戰(zhàn)爭政策得到了相當的認可，而麥克阿瑟擴大戰(zhàn)爭的言論已不再有多少號召力。

5月下旬的一次民意調查顯示，麥克阿瑟的支持率已由69%跌至30%。

7、“有限戰(zhàn)爭”的指導方略

就在“麥克阿瑟聽證會”開會的前一天，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也開始了“有系統地討論”美國的遠東政策和朝鮮戰(zhàn)爭目標。

這次頗有歷史意義的討論持續(xù)了近半個月，結果，形成了國家安全委員會48/4號(NSC48/4)和48/5號(NSC48/5)兩個文件。

NSC484號文件的主旨，是“尋求一個美國可以接受的朝鮮問題解決方案”，并為此設定了作為“最低限度”的5項條件：

（1)“在適當的?；鸢才畔陆Y束敵對狀態(tài)”；（2)“禁止共產黨占領三八線以南地區(qū)”；(3)“恢復韓國在三八線以南所有地區(qū)的統治權利”；(4)“允許韓國構建足夠的軍事力量，美國提供有限數量的后援及戰(zhàn)斗部隊的支持，以防止或抵御北朝鮮或中共新的進攻”；（5)“爭取最終將美國及其他聯合國軍撤出朝鮮的可能性，但不作為強制性命令”。

目標關系戰(zhàn)略運行的方向和預期結果。

NSC48/4號文件將美國對朝戰(zhàn)爭目標放到“最低限度”上加以考慮，表明決策層看問題的視點和角度已發(fā)生意味深長的改變。

它預示著美國決策者已認識到，并不一定目要在朝鮮追求戰(zhàn)爭的“徹底性”或“決定性”結局，合理而可行的選擇是，可以在雖不理想但仍可接受的條件下尋求結束戰(zhàn)爭的途徑。

NSC48/5號文件是在對NSC48/4號文件加以修改后形成的。

它與前一個文件的區(qū)別是，首次將美國在朝鮮的目標區(qū)分為“最終目標”和“現階段目標”兩個層級。

最終目標是“通過有別于軍事手段的政治手段，尋求解決朝鮮問題的途徑，以建立一個統一、獨立和民主的朝鮮”；現階段目標側是“通過聯合國的適當機制，尋求一個美國可以接受的解決朝鮮沖突的方案”。

這時，美國方已經接受了“僅通過軍事手段來解決朝鮮的政治問題是行不通的”的基本判斷，但同時強調：“出于政治需要，聯合國軍及美軍向三八線以北的行動不應被禁止”。

正因為如此，NSC48/5號文件明確規(guī)定，要著眼于“聯合國軍可以繼續(xù)給中國人造成巨大損失”來考慮將要采取的行動，并應特別注意在朝鮮停戰(zhàn)將“使中國軍似可以從朝鮮撤出以供他處之用，并結束中國方面在朝鮮的損失”這樣一種負面效應。

NSC48/5號文件的出臺，標志著美國在朝鮮打一場有限戰(zhàn)爭的指導方略的正式確立。

李奇微后來評論說：

“在美國歷史上，我們第一次了解到有限戰(zhàn)爭的概念”；“朝鮮戰(zhàn)爭之前，我們的全部軍事計劃都是設想要打一場席卷世界的戰(zhàn)爭，并且認為，在這樣的戰(zhàn)爭中，對一個遙遠而又無法設防的半島進行防御乃是愚蠢之舉?？墒牵r之戰(zhàn)卻使我們懂得，從此以后的戰(zhàn)爭必是有限戰(zhàn)爭。今后，是否應該打有限戰(zhàn)爭已不再是問題，問題是如何避免打任何其他種類的戰(zhàn)爭”。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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